选调生的宦海生涯第37章 困难重重

人口普查工作全面铺开后我才真切感受到在山区乡镇推动此项工作的艰辛。

那些在县城培训时想好的“妙招”到了村里却屡屡碰壁。

大山镇所辖的17个村社中有15个村分布在连绵的群山之中唯有2个社区坐落在镇中心所在地。

人口分布极其分散有的自然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却星星点点地散落在几个山坳里。

不少地方至今未通公路只能依靠双脚丈量。

最偏远的马蹄村连摩托车都难以进入从镇政府出发要徒步四个多小时。

比山路更磨人的是村社干部的文化底子薄。

我专门组织了两轮集中培训手把手教填表、涂卡的门道现场问的时候个个都拍着胸脯说“懂了”“会了”可一旦回到村里实际操作却依旧错误百出手足无措。

每次下村指导都得把之前讲的再掰碎了讲一遍等于从头来。

有的村干部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歪歪扭扭更别提填那些列着几十项指标的普查表了。

石窑沟村的会计老王年近花甲老花眼严重填写时总把数字看错行让人既着急又无奈。

没法子我只好带着经发办的老钱挨个村进行“回头看”蹲点驻守手把手地纠正错误。

一天跑三个村是常事晚上回镇里办公室的灯得亮到后半夜对着一摞表格逐张审核。

没撑到一周我的嗓子便沙哑得几乎发不出声一开口就疼脚上的水泡磨破了走路一瘸一拐的。

韩天明见我这副模样叹了口气递给我一盒润喉糖：“早就说这活儿不是人干的。

实在撑不住就跟张书记申请加派几个人手吧。

” 我含着喉片咽喉处灼热难当却还是摇了摇头。

镇上人手本就捉襟见肘周委员如今已是一人承担双倍工作量实在不忍再增添负担。

人手的困局尚未缓解村民的配合度又成了新的难题。

普查表中的“家庭年收入”“财产状况”这些指标都是村民的“心窝子事”谁都不愿实打实说。

厚坝村的李大哥家里养了十几头牛明眼人一看年收入就不下两万可他攥着表格只说“八千块刚够糊口”。

我蹲在他家牛棚边跟他聊了半个多小时从种粮补贴说到养老保险政策他才稍稍松口：“林干部不是我不愿意说怕你们以后按这个收税啊。

” 我赶紧解释：“李大哥您放一百个心！普查数据是国家统计用的跟税收、罚款半毛钱关系没有都是保密的！” 为了让他信我从包里翻出《全国人口普查条例》指着保密条款一字一句念给他听：“您看条例写得明明白白普查员泄了数据要受处分这是有法律管着的不会骗您。

” 就算这样他还是半信半疑琢磨了好一会儿才吞吞吐吐报了真实收入。

比收入瞒报更棘手的是计生政策留下的“后遗症”。

2000年那阵计生抓得紧有些村民生了二胎藏了好几年连普查都不敢说。

石窑沟的张婶家我跑了三趟前两回都只见到她和大闺女第三回刚进门里屋突然传来小孩哭。

张婶脸一下子白了赶紧堵在房门口支支吾吾说“是邻居家的娃放这儿照看会儿”。

我没有当场点破这种事在偏远山村太常见了可这一瞒人口数据的准头就打了折扣愁得我夜里睡不着。

就在我满脑子都是普查表连吃饭都在琢磨“怎么让村民吐实话”的时候一封省城来的信像一颗冰冷的石子砸进了我乱糟糟的心。

信封是省农科院的牛皮纸信封字迹娟秀熟悉是苏玲玲的笔迹。

我的心跳莫名地漏了一拍手指有些僵硬地撕开封口仿佛里面装的不是普通的信笺而是一份人生的判决书。

信不长只有短短一页字里行间透着一种冷静到近乎残酷的疏离： “林涛：见字如面。

思考了很久还是决定写这封信。

我们之间关于未来的分歧恐怕是无法弥合了。

我理解你的理想和坚持但也请你理解我的现实和选择。

省农科院的工作稳定平台也很好我在这里能安心做研究。

我不想也不能把自己的未来寄托在一条看不到尽头的、充满不确定性的崎岖山路上。

我等不起一个模糊的承诺和遥远的‘改变’。

我遇到了一个能给我安稳当下和清晰未来的人他是院里的研究员性格温和我们很合拍。

林涛抱歉。

我们的关系就到此为止吧。

望各自珍重不必挂念。

苏玲玲” 信纸从指间悄然滑落飘坠于地。

我怔怔地坐了许久没有撕心裂肺的痛楚只有一种空落落的惆怅。

其实对此结局我早有预感。

自从上次国庆前那通尴尬的电话后我们之间的联系就日渐稀疏。

她选择了安稳的都市生活我选择了艰苦的基层工作本就是两条越走越远的岔路。

那天晚上我独自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

看着桌上堆成山的普查表想起苏玲玲信中的话一种深深的无力感涌上心头。

也许她是对的我选择的这条路确实充满不确定性甚至连我自己也时常看不清前方的轮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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